质言之，中国哲学之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哲学之传统，故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乃是不可或缺者。
在程颢看来，天理或天道是指导现实的理想标准，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和目标的共同实现。冯友兰先生曾说：（北宋士大夫）在挽救危机面前，他们的基调是相同的。
首先，在二程哲学中，政治生活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来源于天理。在二程看来，王安石等在新法目标上以利为先，这本身与儒家以义为先的根本原则相违背，并且在改革实践中，新法逐渐发展为急于求成的行为。[15]（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孔子在评价齐鲁两国政治时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22]指责王安石新法在用人上也存在重大失误：熙宁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
程颐说：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处而不行，是无救济世之心，失时而有咎也。汉高祖、唐太宗虽事功有余，但心术有亏。[14]（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
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知变通，适用之……君子既去，所用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23]（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423页。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都以道德教化和道德表率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依据。[34]可见，他们认为改革的失败，旧党在此其中也有一定的过失，也要承担历史的责任。
因此，政治必须放在价值的善恶中给予评价。庞大臃肿的低效官员、慵懒无能的军事队伍、加上西北频频告急的边关危机，都使朝野上下弥漫着变法革新的舆论气氛。
从本而言，大中之道首先要求每一个人都应当呈现人性本有的道德自觉，‘中者，天下之大本。[⑤]（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页。汉高祖、唐太宗虽事功有余，但心术有亏。在二程那里，天理与王道是现实改革的根本前提，而外王理想的实现必须先从内圣做起，内圣与外王的结合才是推动政治革新的充分条件。
[26]于是，在这种近乎亢奋而紧张的心情中，二程等当时处于政治边缘的文化旧党人士竭力对官员的自身操守提出了极其严厉的道德诉求，激发出一种高调的道德理想主义话语。由范仲淹倡导、推行的庆历新政以考核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兴办教育、改革贡举、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整治军备、削减赋役，旨在从总体上扭转内外交困的局面。宋代是中国传统思想哲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儒家进行政治实践的重要时期，随着哲学水平的提高，宋代对于理想政治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程颐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书》中提出政治改革的另一条出路——大中之道——作为现实变革的指导思想，试图通过思想文化来建立一条政治宪纲，主导大一统帝制下的政治方向。
[②]（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64页。[18]（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90页。
[29] 既然基调相同，二程为何又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由当时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最后演变为新法的反对者呢？由前文可知，对于改革，二程认为应有经有权，权即变通，变通意味着在具体措施和方法上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决策行动。早在熙宁三年与王安石变法产生分歧之前，程颢上书朝廷为推荐变法提出了包括改革农业问题、赋役问题、君臣关系问题、政府建构问题、储备问题、教育问题、军队问题等十项措施，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当时现实之弊而有其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与王安石的许多做法颇有相似之处。
虽然二程对三代也加以赞美和认同，但对他们而言只是儒家传统思维的一贯方式而已，谁都不可能将以往的儒家传统，特别是包括孔子在内的理想视域彻底否定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就批评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在王安石看来，治国就是要用能人，一方面，他批评程颢、司马光等空谈，指责程颢的学说公之学如壁上行。[13]（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30]二程认为，变通只能存在于具体措施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关乎王道的根本原则上却不能发生一丝一毫的动摇。
[28]（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211页。万物是生长成终各得其宜，革而后四时成也。
在对待新法和新党的态度上，二程认为新法带来的弊端，新党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同时也对司马光等一概废除新法表现了异议。[11]（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282页。
[19]并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而已。早期儒家认为，三代之治即是规范性的社会状态，又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国。
[15]（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860页。[14]这些深奥抽象的义理并非空论，面对国家危机四伏、内困外交的严峻局面，从熙宁元年开始，程颢先后上书皇帝《论王霸剳子》、《论十事剳子》、《谏新法疏》、《再上疏》，陈述对变法的主张和意见。[24]（北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69页。圣人性之为圣人，贤者由之为贤者，尧、舜用之为尧、舜，仲尼述之为仲尼。
[⑤]又曰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与此相对，在二程等旧党看来，改革尤其需要注重心性修养，致力于内在超越的道义型人才来担当。
[④]改革虽是大势所趋，但他们不希望国家出现过分的动荡而增加新的差池。[18]二程认为，君心仁还是不仁决定着天下安危治乱，格除君心之非使归于正，就能使百官弃邪归正，朝廷施政也会符合正道。
孔子认为，政治是不能脱离道德的，脱离了道德的政治也就不复为政治了。概言之，经是本，权为末，经权的统一才是在现实改革中站稳脚跟的必备之法。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中则不偏，常则不易，惟中不足以尽之，故曰中庸。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其为道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由之。
二程是其中的成员，大体也持这种看法。治天下国家，则所谓末也，终也。
[15]无疑以上陈述意在鼓励最高统治者打消顾虑，坚定改革决心。小人凭借野心与权谋把持了改革的权力，致使旧党诸公退散，主持变法的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在变法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在《上仁宗皇帝书》中，程颐严厉抨击当权者苟安偷惰的政治心态，指出只有重建政纲，推行改革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32]从末而言，大中之道认为要实现美好的政治理念，关键在于将理念转化为可赖以运行的社会稳定秩序，这就要求政治改革立足于社会现实，又通权达变。 |
首页>>育儿 
